以下内容来自 齐宏伟《文学.苦难.精神资源》第一章，经过个人整理加入标题
一、中国文化传统的矛盾：
“我”心目中那个美丽故乡并不单指现实中的故乡美景。那个有着海边碧绿沙地、深蓝天空和金黄圆月的故乡,其实是闰土家所在地而非“我”家所在的城镇,而闰土家“我”根本没去过。也就是说,那个神异美丽的故乡本来就是根据闰土叙述而幻想出来的。它不在现实中,而是作家对童年生活美化的产物。对童年岁月的向往寄托了作家对人与人之间纯真关系的渴望,在那种纯真境界里,人与人之间没有隔膜连成一气，关系平等而和谐。
这种美好关系,在中国“劳心”和“劳力”二分的文化传统中很难产生。
中国知识分子常“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那时作为少爷的“我”和周围的朋友们,“只看见院子里高墙上的四角的天空”,单知道西瓜在水果店里出售罢了,并不知道西瓜有那样危险的经历。因此,闰土就成为“我”的启蒙老师,引导“我”向往那个充满新鲜知识的新天地。这正是对古代中国知识分子和劳动群众关系的翻转,因为在古代,圣人创造知识让老百姓听从或崇拜,不大可能出现《故乡》中这种新型关系。
而二十多年后,“我”见到中年闰土,这时的“我”更服膺民主、平等的新理念,也在异地有了许多人生经历,渴望与闰土更加亲切、自然、平等地交往,但闰土却退回到那个等级森严、孤陋寡闻的传统天地,怎不令“我”伤心?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并不是闰土的责任，而是生活的压力、社会的重担和文化的阴影。所以,“我”渴望打破重重障碍,建立纯真、平等的人际关系。
“我”心心念念的故乡并不在现实中某个实际地方,而是在这种纯真、美好的人际关系上,以童年岁月为表征,这也正是《社戏》、《朝花夕拾》等作品一直追求的境界。直到小说结尾,“我”还在希望童年的宏儿和水生们能够连成一气,开创出“为我们所未经生活过的”新生活。对未来新生活的渴望保留在对童年的美好追忆中,也保留在现在仍是孩童的宏儿和水生身上。宏儿和水生是多年前的“我”和闰土,也是“我”心灵的故乡所在。
二、鲁迅小说世界的伟大突破与局限：
鲁迅极有可能借助对中国文学“追忆精神”的省思产生创造性突破,引进“盼望精神”,为中国文学开辟新方向。当然，这绝不是说“盼望精神”一定优于“追忆精神”,而是说《故乡》是极有可能产生精神突破引进彼岸价值从而为中国现代文学补上终极之思的文本,但最终还是轻轻滑开了。鲁迅从“追忆精神”翻转为“盼望精神”的思路因有其内在局限,其突破并不成功，现总结如下:
肯定
否定肯定(怀疑)
否定之否定(怀疑之怀疑)
所以,肯定
可是，既然否定已成本体性力量,为何不再进一步?
否定否定之否定(怀疑怀疑之怀疑,所以怀疑)
也就是说,单纯通过否定来开掘价值,通过反抗绝望引进希望，价值和希望最终也会被强大的否定力量摧毁。因此,鲁迅毕竟还是要落实在对国家、民族、意识形态等宏大叙事的肯定上,以此避免进一步追问他已有的价值前提,这样,经否定之否定的螺旋,他关于自我的思考很可能会被关于“类”和群的意识淹没、遮蔽,他也很可能会否定个体思考和个性价值,走向“遵命文学”和意识形态。这似乎正是鲁迅精神在此后半个世纪难以摆脱的命运。
因此,鲁迅在《故乡》中引入的彼岸价值仍有强烈现实性和现世性,主要体现在对生命意志与天真人性的看重上，如克尔凯郭尔所说，“他仍把最高价值归于某种世俗事物,比如天真、人性本善、国家和民族前途等,就很容易陷入“关于永恒的绝望”。在和黑暗与绝望的斗争中,在不断反抗中,“与其寻求帮助,他宁可带着全部地狱的痛苦成为他自身”,“可是这个自我在绝望地成为自身时却将自我变成了其对立面，就此而言,它实际上成为了非自我”。
这样,就使这个自我带着怨恨而停留于罪和黑暗,其价值关怀有可能被行动着的实践和功利性的现实淹没。当怀疑成为主义时,帕斯卡尔早就批评过“怀疑主义一每件事物在这里都是部分真确的,部分谬误的。这种混杂玷污了真理并且消灭了真理。没有什么是纯粹真确的;因而当真确是指纯粹真确的时候，也就没有什么是真确的了”。
三、圣经中亚伯拉罕超验精神世界的真正出路：
鲁迅对“故乡”的追寻不禁令人想起《圣经》中的信心之父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得到上帝的召唤离开原来的故乡吾珥,到迦南地去，上帝应许他有众多子孙并可得迦南地为产业,但他到老年才和夫人撒拉生下一子,也依旧在迦南地作为外乡人住帐棚而已,似乎上帝对他的应许没有实现。
但《圣经》却称赞
“亚伯拉罕因着信,就在应许之地作客,好像在异地居住帐棚,与那同蒙一个应许的以撒、雅各一样。因为他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就是上帝所经营、所建造的……
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却从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说这样话的人是表明自己要找一个家乡，他们若想念所离开的家乡,还有可以回去的机会。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所以上帝被称为他们的上帝,并不以为耻,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
(《圣经·希伯来书》11:9-16)。
所以,亚伯拉罕最终否弃了迦南地,走向了对彼岸世界的盼望。亚伯拉罕的三种故乡境界或可对应着鲁迅的三重故乡境界:
离开现实故乡吾珥，到达应许之地(肯定)
在迦南地却住帐棚,应许似乎落空(否定)
重新盼望天上家乡,肯定彼岸价值(否定之否定)
只不过亚伯拉罕的信心
不是从对失去的价值追忆出发,而从对神圣价值的盼望出发,
不是去发现价值而是去创造价值,
不是从经验出发而是从超验出发,
不是靠否定和怀疑力量构建,而是靠信心构建，
始终持守在神圣价值对个体的期许上。
这一神圣价值唯其神圣和超验，才不会被现实蛊惑,不会被人性良善的假象欺瞒,也不会被伦理道德体系捆绑,而永远在路上,带着彼岸价值在此岸行走,恰因彼岸价值的引入而对此岸充满关怀。
鲁迅把希望寄托在孩子身上，要求父辈甘作“历史中间物”,为孩子做出牺牲,这和他对生命意志的敬重与张扬有一定冲突,其否定性利剑对个体价值在某种程度上会带来自戕。
亚伯拉罕要在神圣召唤中把爱子以撒献祭,经受这一骇人听闻的考验。
四、独对上帝：
不被任何人间价值蛊惑从而独对上帝。克尔凯郭尔说:“亚伯拉罕代表了信仰,而信仰在他身上找到了恰当的表现方式，他的生活，不仅是所能想象出的最具悖论性质的生活，而且其悖论性简直就是无法想象。他凭借荒谬之力行动,因为他作为单一个体而高于普遍性,这正是荒谬。这个悖论无法被调和,因为亚伯拉罕一旦想调和这个悖论，他就不得不承认自己正处于受到诱惑的状态中,而在那种情况下,他就绝不会牺牲以撒,倘若他牺牲了以撒,他就必定要愧疚地返回普遍性当中。他依靠荒谬之力重新得回了以撒”。
神圣价值若不在精神自我世界中建立,“个体”的价值很可能会被普遍性利刃切割和压制。这也是鲁迅一生的张力和矛盾所在。
鲁迅自己在给许广平的信中也认为自己内心的矛盾,即“两种思想的消长起伏”,其一是“人道主义”,另一个是“个人的无治主义”(后改为“个人主义”)。今天,很多学者夸大了鲁迅的个人主义,而忽略了这一精神资源内部的矛盾对鲁迅精神带来的内耗和限制。
注：文中克尔凯郭尔引言，摘自其著作《致死的疾病》《恐惧与战栗》；帕斯卡尔引言，摘自其著作《思想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