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内容摘自齐宏伟《文学.苦难.精神资源》第四章，根据我上过两论老师课程和阅读他书籍的了解，我认为这一段是老师要表达的核心精华，且对于中国人所处根深蒂固的文化环境是非常重要的提醒，摘录于此。
“光明意识”在承载并建立苦难意识方面的不足，也正是中国新文学发展的“瓶颈”。遗憾的是本章三位作家萧乾、曹禺和钱钟书都和苦难意识、幽暗意识擦肩而过，时代的急迫要求使文学内在的突破显得不合时宜，尤其是曹禺的天才探索，最终被时代和社会的要求所“修正”，戏剧也从个体灵魂的私语再次变为时代精神的单纯传声筒。
萧乾、曹禺、钱钟书这类知识分子,看到了基督教和中国文化的不相容处，也多少看到了中国文化传统的问题，但他们既不愿人教，也无法回到文化传统。精神故乡何处寻？鲁迅那灵魂的伤痛又在他们里面隐隐作痛。
考察萧乾、曹禺和钱钟书与基督教生存观的关系，便发现他们三位都受到基督教的影响，但他们对基督教的看法与上一章四位作家相比较为负面,对基督教的攻击反倒很深刻，甚至多少涉及到神义论。①
其实，受苦问题不是理论问题，而是实践问题，重要的不是如何解释苦难，而是如何承载苦难，以怎样的意识来承载。苦难与全能、全爱的上帝观在逻辑和理性上并无冲突。
欧美文学史上最深刻解答神义论难题的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马佐夫兄弟》，第二部第二卷第四章题为“叛逆”，伊凡以苦难质问上帝，第五章“宗教大法官”中伊凡讲了“宗教大法官”故事，阿辽沙一眼就看穿了伊凡的故事是对耶稣的赞美，看穿了那个宗教大法官是个无神论者，人通过杀死上帝好以功利和强权来奴役人，反过来，上帝就以苦难来试炼人。
因真理得自由。这两章要合起来读，才看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精彩解答，②“为了自由意志，作为结果被引到这个世界上的任何苦难，都是值得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希望我们会同意阿辽沙所说的伊万(笔者注即伊凡)的故事'是在赞扬耶稣’，尽管耶稣什么也没说。我们不想被剥夺自由，即使是为了幸福”。
从陀思妥耶夫斯基可以看到，正是对苦难的思考而不是苦难本身使文学走向深刻，学者张宝明说:“文学是一个孤独的事业，精神的承担更是如此，当我们读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的时刻，我们有一种沉重的感觉，有一种掩面而泣的共鸣。缺少信仰意识、宗教情怀的文学显得多么轻飘啊”!
中国作家对神义论的肤浅反驳使其创作不够宏阔深邃，多少显得“轻飘”。萧乾、曹禺和钱钟书之所以在中国三四十年代文坛有着独特而较为深刻的精神面貌，也和他们对苦难的思索有关，尤其是曹禺，他的探索，深人人类荒凉的生存处境，透视了人性的幽暗深渊，使戏剧成为个体灵魂的声音，继承的正是鲁迅的诗学传统。
① 神义论试图解答的问题用古希腊哲学家伊壁鸠鲁(前342-前270)的所谓“归谬法”归纳如下。
大前提:上帝若存在的话，就一定既是全能的，又是慈爱的。他是全能的，所以他有能力消灭现世的苦难；他是慈爱的，所以他愿意消灭现世的苦难。小前提:但是这个世界充满了苦难，因此，要么上帝不是全能的，所以没有能力消灭现世的苦难；要么上帝不是慈爱的，所以不愿意消灭现世的苦难。可是，这都与大前提冲突。结论:因此，上帝是不存在的。神义论就是解答这一“归谬”。
从神义论看来，伊壁鸠鲁的论证前提早已假设了信仰的现世功利性，上帝须为现世苦难负责。这也差不多就是萧乾、曹禺和钱钟书反基督教思想的实质。
《圣经》对上述难题没有正面回答，但坚信上帝既全能又慈爱，从全本《圣经》可以隐约看到某些间接解答：
第一，上帝一定会审判一切罪恶，但不-定是现在，可能在最后大审判的时候才完全执行正义的审判(参《圣经·诗篇》73篇，《圣经·希伯来书》9:27等)。
第二，上帝是创造主，人是被造物，二者之间有深渊限定，上帝的全能、慈爱不能从现象去推定，而要通过信靠、仰望被钉十架的耶稣基督并与之建立生命关系，从神圣救赎之爱出发穿透苦难现象，承载实际苦难而走向救赎，因此信仰不是解释苦难，而是承载苦难(《圣经·约伯记》38:4，《圣经·约翰福音》3:16等)。
第三，因此，苦难为救恩计划所必须，是一条道路，上帝终将赐下无比的荣耀和善，远胜过这“至暂至轻的苦楚”(《圣经·哥林多后书》4:17，《圣经·罗马书》8:17-18等)。
第四，苦难产生的最终原因是人自由选择犯罪而造作，非上帝所创生，所以上帝不应为苦难负责。上帝若干涉人使其无法犯罪，不让苦难造作，人的自由意志就会陷人瘫痪，人也不成其为人而成为机器人(参《圣经·创世记》1:26-27，2:16-17，3:6等)。
第五，只有无缘无故的苦难才能试炼出无缘无故的信仰，苦难借助背十字架的试炼转化为精神资源。上帝若马上拿走所有的苦难，人很可能因好处而信上帝，信的就是好处而不是上帝，这也就干涉了人因真理才得到的自由(参《圣经·约伯记》1-2章，《圣经·马太福音》4:1-11，《圣经·约翰福音》8:31-32，《圣经·希伯来书》5:8-9等)。
第六，所以，人在苦痛中学习面对人性本相和人生真相，渴望神圣慰藉，从而用得到的安慰去安慰其他受苦者，在受苦中与神连接，也与人连接(参《圣经·哥林多后书》1:4)，等等。
②国内学者往往只看第五章而不联系第四章，甚至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思想等同于伊凡的思想，一些人也只看到伊凡质问的咄咄逼人而没有看到其自设陷阱处，更没有看到陀氏设置阿辽沙的回答实有绵里藏针之妙。
参[俄]陀思妥耶夫斯基《卡拉马佐夫兄弟》，耿济之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353-396页。
同时参(美]苏珊·安德森《陀思妥耶夫斯基》，马寅卯译，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
(俄]舍斯托夫《无根据颂》，张冰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99年；
〔俄]罗赞诺夫《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大法官”》，张百春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年；
(美)莉莎·克纳普《根除惯性--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形而上学》，季广茂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年。
后四本书，第一本讲得清楚，第二本讲得深刻，第三本讲得激烈，第四本讲得有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