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奥古斯丁才明白只有上帝是绝对的有，但其所造万物都是有，却不是绝对的有，也不是绝对的无，它们是有，而不是上帝那样的自有，世间的善因此也就不是至善，只有至善不能朽坏。但如果万物没有丝毫善的成分，便也没有可朽坏之处。
因为朽坏是一种损害，假使不与善为敌，则亦不成其为害了。因此，或以为朽坏并非有害，这违反事实;或以为一切事物的朽坏，是在砍削善的成分:这是确无可疑的事实。
如果一物丧失了所有的善，便不再存在。因为如果依然存在的话，则不能再朽坏，这样，不是比以前更善吗?若说一物丧失了所有的善，因之进而至于更善，则还有什么比这论点更荒谬呢?因此，任何事物丧失了所有的善，便不再存在。事物如果存在，自有其善的成分。
因此，凡存在的事物，都是善的;至于恶，我所追究其来源的恶，并不是实体;因为如果是实体，即是善;如果不能朽坏的实体，则是至善;如果能朽坏的实体，则必是善的，否则便不能朽坏。”
虚无不是绝对，不是实体，恶同样如此。所以，罪的产生是背离上帝、背离至善的结果，是后来产生出来的而非上帝创造出来的。
人的错误在于把罪责推给环境或灵界，而不愿自己承担，于是就倾向于把罪和恶当成实体，好为自己的放纵找借口，这正是摩尼教的根本缺陷所在。
（齐宏伟《丰盛的筵席》第二章，讲奥古斯丁《忏悔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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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人都在尤怨:君主、臣民，贵族、平民，老人、青年，强者、弱者，智者、愚者，健康人、病人，不分国度，不分时代，不分年龄和境遇。一场如此悠久、如此持续而又如此一致的验证，应该是很可以令我们信服，我们是无力凭借自己的努力而达到美好的了;然而先例并没有教导我们什么。从来都不会有那么完全的相似，乃至于竟不存在某些细微的分歧;因此之故，我们就期望着我们的期望在这种场合之下将不至于像是在别的场合那样受欺骗。
从而，既然当前永远都满足不了我们，希望便捉弄我们，并引导我们从不幸到不幸，直到构成它那永恒峰顶的死亡为止。然则，这种渴求以及这种无能向我们大声宣告的又是什么呢? --假如不是说人类曾经一度有过一种真正的幸福，而现在人类却对它仅只保留着完全空洞的标志和痕迹，人类在徒劳无益地力求能以自己周围的一切事物来填充它，要从并不存在的事物之中寻求他所不能得之于现存事物的那种支持。
然而这一切都是做不到的，因为无限的深渊只能是被一种无限的、不变的对象所填充，也就是说只能被上帝本身所填充。唯有上帝才是人类真正的美好;
而自从人类离弃了上帝以后，那就成了一件稀罕的事了;自然界中没有任何东西能够取代上帝的地位:星辰、天空、大地、原素、植物、白菜、韭菜、动物、昆虫、牛犊、蛇蝮、病热、疫疠、战争、饥馑、罪行、浪荡、乱伦。
而且自从人类丧失了真正的美好以来，一切对他们就都可能显得是同等地美好，甚至于他们自身的毁灭，尽管这是那样地违背上帝、违背理智而又违背整个的自然。有人求之于权威，另有人求之于好奇心或求之于科学，又有人求之于肉欲。
(帕斯卡尔《思想录》，何兆武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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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几百年来都读错了，把这话解释成是笛卡尔理性主义那样的“思”或蒙田怀疑主义那样的“思”，唯独不是帕斯卡尔那样的“思”，根本原因就在于我们从来就缺少对帕斯卡尔那种思的亲炙和亲历。
在帕斯卡尔看来，笛卡尔也好，蒙田也罢，恰恰是反理性的。正如无神论是反理性的一样。无神论怎么能是反理性的呢?
这是因为无神论者让理性来规定和裁决真理，这就赋予了本不是真理本身的理性以真理那样的地位，这最终会让主观理性、自主理性膨胀而死，坠入怀疑主义式的虚无中，而虚无也应该把自己虚无化才对，这反而矛盾地显明了真理和有之存在。
真正的理性是反思理性自身，从而清理骄妄迷障，好为聆听真理开辟道路。
帕斯卡尔这一深邃反省，和他本人经历分不开。1654年11月23日夜，他在白天车祸奇迹生还后，在内室不断祷告，经历到神秘的“火之夜”。也就在那一夜，帕斯卡尔写下了著名的“追思”。
（齐宏伟《丰盛的筵席》第六章，讲帕斯卡尔《思想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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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的意义就是入海，人是照上帝形象造的，人的意义就在于为造物主而活。当然，这是人生的终极意义。人只有先确立了这一终极意义，才不至于被淹没在吃喝拉撒、养家糊口等具体生活行为中。
人的错误就在于以这些不具有终极价值的事来取代造物主对每个人的终极意义。上帝造了人，也给了人天赋兴趣和能力，使人可以充分发挥潜能，有乐趣、有能力干好造福于人和造福于世的工作。这样，人就带着神圣的召唤和使命进入世界，在世而不靠世，从而活出被赋予的价值和意义。只有这样，砍柴挑水也有滋有味，只要那是造物主命令我干的活。
意义不是人编的，活法高于生活，尊严大于生命。于是，“开悟之前，砍柴挑水。开悟之后，砍柴挑水。”
（齐宏伟《丰盛的筵席》第六章，讲帕斯卡尔《思想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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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幸福和自由，恰恰不能作为目的来追求，它们必须是信仰和真理的副产品，否则，我们很可能为了幸福而牺牲信仰，为了自由而牺牲真理，结果幸福就变为心灵深处的不幸，而追求自由最终却沦为备受奴役。这真被陀思妥耶夫斯基说对了。
我们用了整整20世纪这100年来证明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多么有先见之明。
（齐宏伟《丰盛的筵席》第十二章，讲陀斯托耶夫斯基《卡拉马佐夫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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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伟大的艺术在本质上都是具有强烈的终极关注情怀的。伟大的艺术需要滋养的土壤。
就我个人的行走经验而言，中国有着世界上最伟大的山脉、河流、高原和旷野，它们的构造形态尤其适合成为悲剧性艺术的造型资源。
从偏关、河曲一带的急转湍流，到旧县、绥德一带的古城残垣，从军渡、佳县周边金字塔形的雄崮高峁，从绵延于靖边、定边的故长城残垣,到散落于大漠深处的烽燧，从形色惨烈的贺兰山，到横亘于河西走廊与青藏高原交界处那似乎悬浮于苍空中的晶莹雪峰……
当我用脚步丈量着它们时，便感到一种如泪涌出的感激之情在胸部和喉头涌动。当我目睹着天际极远处的光芒在缓慢的上升沉浮中，使大地与肉身的区分愈益模糊时，当我定睛观看着城体与山岩那如熔浆般的肌理结构，如何在光芒的辉映下腾燃着赐予和感恩的激情时，我便在心中默默勾划出了一系列既是现实的又是超验的宏伟图景。
（齐宏伟《歌手》修订本，天马出版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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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问我，生活的压力与生命的尊严哪一个更重要？我觉得，是他人生命的尊严更重要。
这确实就是我蒙召的初心，有点痴傻。
这使命不是我应当背负的、不是我能够背负的。恢复他人生命的尊严，只能是神的工作。
我只在小处上忠心跟随就好了。并且，现在我更知道了，必须要依靠主。
说到底，这还是一个基督徒的自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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